2025年9 月 4 日，在美國PBS（公共廣播服務）的「公共編輯辦公室」擔任資深副研究員的 Daniel Macy 得知自己在 PBS（成立於 1968 年、部分由納稅人資助的獨立公共媒體機構）的工作被裁撤，原因是美國國會投票取消了對他的經費撥款。不過，PBS 本身並未消失，「公共編輯辦公室」（Office of the Public Editor）仍然存在，由Macy之前的主管 Ricardo Sandoval-Palos [1]繼續領導。
[1]https://www.pbs.org/publiceditor/about/ PBS的Public Editor 主要是作為觀眾與 PBS 內容創作團隊之間的溝通橋樑，處理觀眾的反饋、疑問與批評，並對 PBS 的節目與新聞標準進行倫理與實務檢視。這個職位也被 PBS 視為節目與編輯標準問責的一種機制。
針對此事，Macy 接受國際公評人組織ONO的邀稿，以第一人稱寫成〈變動時代中的懸置人生〉（Life in limbo in a time of change）[1]，描寫美國公共媒體在政治與制度劇烈變動下的斷裂時刻，以及新聞工作者的個人處境。
作者 Daniel Macy 描述自己因國會撤銷公共媒體經費而失去 PBS 的工作，並指出，雖然 PBS 與 NPR 並未消失，但支撐美國公共媒體生態的核心機構公共廣播公司（CPB），已實質解體，象徵公共媒體制度遭到根本性削弱。作者同時反駁政治人物對公共媒體「已死」的錯誤宣稱，認為這種混亂正是時代動盪的寫照。
在個人層次上，他描繪失業後的新聞工作者群像：在國家新聞俱樂部裡，這些新聞記者仍持續聚集、交流、彼此支持，形成一種帶著哀傷卻仍保有尊嚴的共同體。作為 X 世代的一員，作者正面對職涯中斷、照顧高齡父母與重新定位自我的現實，並將自己視為不再為薪資工作、卻仍持續貢獻社會的「志工」。
最終，作者將寫作視為一種持續發聲、對抗沉默的行動，表達對「無懼權力、說真話」的新聞精神的堅持，也隱含對民主與公共媒體未來的深層憂慮。
在美國，PBS 與 NPR 尚未消失，卻失去了支撐其生態系統的核心資金樞紐——公共廣播公司（CPB）。制度沒有被正式宣判死亡，卻被抽走了運作的時間與動能；組織仍在，使命仍被反覆提及，但未來卻被凍結在「無法預期」之中。這不是一次戲劇性的關門，而是一種更殘酷的慢性窒息。
這種「未死但被懸置」的狀態，正逐漸成為公共廣電體制在全球一些民主國家的共同現象。
從「預算攻防」到「時間政治」：公共廣電的新型風險
傳統上，我們習慣用兩個指標評估公共媒體的處境：經費是否穩定，以及內容是否受到政治干預。但 Dan 的文章提醒我們，還有第三個更隱微、卻同樣致命的變數——制度是否還擁有時間。
所謂「擁有時間」，指的是：能否預期未來三年、五年的制度狀態；能否正常進行人事更替、治理更新與策略調整；能否讓專業工作者相信「留下來是有意義的」。
當這些條件消失，公共媒體即使名義上存在，也會進入一種「制度停滯期」：人仍在上班，但不再規劃未來；制度仍在運作，但不再進化。美國 CPB 的自我解散，正是制度時間被強制中止的極端案例。
全球公共廣電制度的模範生BBC 轄下的「BBC世界服務」也前景未明 [2]
英國廣播公司（BBC）日前警告，轄下廣受全球信任的國際廣播業務「BBC世界服務（BBC World Service）」正面臨即將「斷炊」的危機。截至2026年3月底，由英國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部（Foreign, Commonwealth & Development Office ，簡稱FCDO）提供的資金安排尚未獲得更新協議，而這筆政府資助占「BBC世界服務」預算約三分之一（約1.37億英鎊），加上大部分經費來自電視授權費，若沒有新協議，「BBC世界服務」將在七週內資金告罄。 即將離任的BBC總裁提姆·戴維（Tim Davie）強調，在全球錯誤訊息氾濫、國際媒體縮減海外報導之際，「BBC世界服務」提供的中立、可靠新聞至關重要，因此敦促英國政府迅速作出決定，以確保在他4月離任前能夠穩固「BBC世界服務」的未來。
國際新聞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簡稱NUJ) 及英國媒體界亦對此表示高度擔憂，指出「BBC世界服務」每週覆蓋約4.18億全球觀眾，是英國對外軟實力的重要象徵之一。 國際新聞工會呼籲英國政府提供「可持續資金保障」，否則不僅新聞輸出可能縮減，就業、新聞品質和BBC的全球聲譽皆將受損。這場資金危機亦反映出更廣泛的BBC經營困境：包括授權費實際價值縮水、觀眾付費意願下降，以及政府於援外開發支出下調等結構性挑戰，使「BBC世界服務」的未來成為英國公共廣播體系資金重新檢視的核心議題。
台灣公視：另一種形式的「制度懸置」
若將視角轉回台灣，公共電視的處境，便顯得格外熟悉。
近年來，台灣公共電視董監事長期無法完成改組，並非因為制度不存在，而是政治共識無法形成。表面上看，公視仍照常播出、預算仍依法編列、節目仍屢獲肯定；但在治理層面，卻陷入一種持續延宕的「非正常狀態」。這正是一種典型的制度 limbo。
與美國和英國不同的是，台灣並非透過撤銷或縮減經費來削弱公共媒體，而是透過拖延治理更新，讓制度卡在「既不違法、也不前進」的灰色地帶。董監事無法改組，意味著：治理正當性逐年折損、組織內部難以展開長期策略討論。
外部社會對公視的期待，逐漸轉化為一種「責任不明確的道德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公共電視並未被政治力量直接「收編」，卻被困在一個無法完成制度呼吸的空間裡。
公共廣電的真正危機：不是被消滅，而是被耗盡
將美國與台灣放在一起看，可以發現一個重要共通點：當代對公共廣電最有效的削弱方式，已不再是關台或審查，而是讓制度無法更新。
這是一種低衝突、低成本、卻高效率的治理消耗策略：不必承擔「打壓新聞自由」的政治風險、不必正面對抗公共價值的道德論述、只要讓制度停在原地，它自然會老化、疲乏、流失人才。
Dan 在國家新聞俱樂部所見的，是一群「仍在場，卻不知道是否還有未來」的新聞工作者；而台灣公視內外，是不是也壟罩在類似的氛圍中？
從問責到「給制度時間」：公共媒體治理的新命題
這也意味著，當我們談公共廣電的改革與保護時，不能只停留在「預算是否被砍」「是否政治中立」這些熟悉的問題上，而必須進一步追問：這個制度，是否還被允許擁有未來？
對台灣而言，讓公共電視董監事制度回到正常輪替，並不只是程序問題，而是一項民主治理的時間修復工程。它關乎的不是誰進入董事會，而是公共媒體是否仍被視為一個「值得被長期經營的制度」，而非暫時維持的象徵性存在。
Dan Macy 選擇在失業之後繼續發聲，將自己定位為「志工大軍」的一員；而公共廣電若被迫長期處於制度懸置之中，終將只剩下同樣的角色——靠使命感撐著，卻失去制度所應提供的穩定與尊嚴。
民主社會是否還願意「等公共媒體長大」
公共廣電制度從來不是即時回報的工程，它需要時間、耐心與政治自制。而當一個社會開始不願意給公共媒體時間，只願意要求它「立即有用」「立刻證明價值」，那麼被懸置的，不只是制度本身，而是民主對長期公共承諾的信心。
Macy 的文章，像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見：公共媒體真正的終點，往往不是被宣告終結的那一天，而是被迫停留在「還活著，但無法前行」的那一刻。
[1] 此文是刊載在ONO 2026年一月的電子報上的新單元「Life After ONO」，內容聚焦於已退休的 ONO 成員，分享他們離開 ONO 之後的生活與經歷。單元的介紹文中感謝會長 Margo Smit 提出這個溫暖的構想，並特別向首篇分享者 Dan Macy致謝。 他原本在 PBS 「公共編輯辦公室」擔任資深副研究員，其職位已於去年九月被裁撤。 由於此文屬於「僅限會員閱讀」的資料，所以無法附上連結。
不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2025 年 8 月 29 日 在 PBS Public Editor 專欄上讀到Macy發表的另一篇文章“What You’ll Miss When It’s Gone”。https://www.pbs.org/publiceditor/blogs/pbs-public-editor/what-youll-miss-when-its-gone/?utm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6/feb/10/bbc-world-service-funding-tim-dav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