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德和澳洲傳播領域博士養成重點發展趨勢

美國的博士養成教育

若進一步觀察其學術結構，則可發現英美傳播博士教育並非單一路徑轉型，而是由多種學術傳統重新排列而成。在美國方面，至少可區分為四種類型。首先，以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與 USC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為代表的「理論與方法整合型」，強調政治傳播、媒體效果與計算社會科學的結合[1]。其次，以 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 為代表的「新聞學轉型型」，將研究焦點轉向民主、平台與公共議題[2]。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 的 PhD 明言採取跨學科方法（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研究人與媒體之間在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經濟與技術脈絡中的關係；其研究頁面已把 AI Search and News、Generative AI, Free Speech & Public Discourse、Antimonopol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列為重要議題。第三，則是以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為代表的「經典大眾傳播學派」，延續媒體效果與媒體方法研究[3]。第四，則是以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為代表的「計算與實驗社會科學型」，強調數據、網絡與AI方法[4]。

英國傳播博士教育的特色

在英國方面，也呈現出同樣多元且制度化的結構。首先，以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5] 與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6] 為代表的「社會科學與政策導向型」，聚焦於數位平台、資料治理，及媒體與民主之關係。LSE 的 MPhil/PhD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已經把 Data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Digital Platforms and Media Infrastructures、Media, Data and Social Order、Digital Media Futures 等課程正式放入博士訓練架構。其次，以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為代表的「文化研究傳統」，延續創意產業與文化權力分析[7]。第三，以 Cardiff University School of Journalism Media and Culture [8]與 University of Leeds 的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9] 為代表的「新聞與媒體產業研究型」，聚焦媒體政策與新聞產業。最後，則是以 University of Surrey 為代表的「應用與產業合作型」，透過AI博士訓練中心（CDT）將博士培養嵌入國家與產業合作網絡之中。Surrey 的 UKRI AI Centre for Doctoral Training in AI for Digital Media Inclusion ，更直接把博士定位成「挑戰驅動型研究」（「challenge-led research」），強調負責任的人工智慧、包容性媒體、跨學科培訓，以及策略性產業合作夥伴關係（ responsible AI、inclusive media、cross-disciplinary training and strategic industry partnerships），甚至列出與 100 多個組織合作。這代表英國的博士班不是單純「做一篇論文」，而是被設計成回應國家 AI 戰略、產業需求與社會包容議題的人才培育機制。[10]

歐美傳播博士養成轉型與趨勢演化

在歐美傳播研究博士訓練這樣的整體架構下，第一個最明顯的趨勢，是AI、資料科學與計算方法已從「附加技能」轉為博士訓練核心。美國的USC 明確指出其博士研究涵蓋傳播過程與制度與科技之關係[11]，而英國的 LSE 則將 Data、Platform 與 Digital Futures 等課程納入博士訓練架構[12]。

第二個趨勢，是研究主題由傳統媒介效果轉向平台治理、錯假資訊與民主議題。美國的Columbia 明確採取跨學科方式研究媒體與社會之關係，而英國的 LSE 博士研究亦涵蓋媒體、科技與社會正義等議題。

第三個趨勢，是博士訓練組織型態轉向實驗室與跨機構平台。美國如 Northwestern 擁有大量研究中心與實驗室[13]，英國則透過 UKRI CDTs （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ntres for Doctoral Training）建立跨大學與產業合作網絡[14]。

第四個趨勢，是博士職涯導向的多元化。USC 明確指出博士可進入學術界、產業界，以及政府與非政府組織（academia、industry、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15]。同時，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依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23 年博士調查指出，具明確就業規劃者中，有76.8% 進入學術界，9.8% 到產業界，6.3% 到非營利組織；另有 11.7% 走博士後研究。這顯示美國傳播博士雖仍保有濃厚學術取向，但「學界以外的出口」已被正式納入訓練想像。[16] 英國這邊則更常把博士研究直接做成與新聞實務、OSINT、AI 調查、政策治理相連的題目。以英國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為例，其博士研究已不再侷限於傳統新聞分析，而是直接探討人工智慧（AI）、自動化與開放來源情報（OSINT）對調查報導的影響；相關研究並與 BBC 等媒體實務密切連結，顯示博士訓練已朝向技術化與實務導向發展（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BBC）[17]。

第五個趨勢，是英美博士訓練節奏差異的制度化。美國偏向課程導向與方法訓練，像 USC 強調系統性課程作業、理論與方法訓練，再進入獨立研究；Columbia 也鼓勵跨整個大學體系客製化修課。英國則較常採 MPhil/PhD 架構，第一年就要求提交完整論文大綱（ thesis proposal），並配合明確的方法訓練分流，例如 LSE 把質化與量化研究專長寫得很清楚。簡單說，美國偏向「先養成，再專題化」；英國偏向「早確立題目，早嵌入研究計畫」。

第六個趨勢，也是最現實的一點，是博士班經營正面臨人才市場與資源配置壓力，因此更重視可見成果、外部合作與招生定位。美國方面，NCA 2025 引述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人文學門系所調查（ AAAS Humanities Departmental Survey ）指出，傳播（communication ）領域在 2023 年只有27%的教師為已獲終身職（tenured），14%為終身職軌（tenure-track）；且自2012年以來，已獲終身職的比例已由35%下降至27%，同時非終身職軌教師的比例則持續上升。這會直接反映到博士班：即使博士仍多以學界為主要出口，但培養模式勢必更強調方法、跨領域能力與替代職涯。另一方面，美國 2023 年傳播/新聞學（ communication/journalism ）博士中，23.94% 是持臨時簽證者（ temporary visa holders），61.1% 為女性，顯示其國際化與性別結構已相當明顯。[18]

英國方面，壓力主要表現在資助制度與招生可得性。UKRI 對 AI 博士訓練大量投入，但也讓博士班更受政策重點牽引；此外 UKRI 一般規則通常把國際學生在單一訓練計畫中的比例限制在約 30%，Surrey 的「人工智慧博士訓練中心」（ AI CDT ）甚至明白寫出 2026 這輪只開放給英國本地生（UK/home students）。這意味著英國傳播博士班未來雖然會愈來愈強調 AI、創意產業、包容設計與社會影響，但對國際學生而言，競爭與門檻也可能更高。

綜合而言，英美傳播博士班的轉型，並非單一的「AI轉向」，而是社會科學、文化研究、新聞實務與計算方法四種知識傳統在新科技環境下的重新排列。其核心變化，在於博士教育已從「學術再生產」轉向「連結知識、技術、治理與產業的接口培養」。這一轉變對台灣新聞傳播教育與媒體治理具有重要啟示：未來最具競爭力的博士，不再只是能完成論文者，而是能同時處理理論、資料、技術、倫理與公共溝通的跨領域人才。

我們應該把德國和澳洲也拉進來比較

然而，若僅從英美傳播博士班的制度設計與訓練模式來理解當前變化，仍不足以掌握這一波轉型的深層意義。英美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方法、制度與人才培養機制的重組，例如AI與資料分析的導入、跨領域實驗室的興起，以及博士職涯結構的多元化；但這些變化，實際上是建立在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之上——亦即，在數位與人工智慧時代，「傳播」本身究竟應如何被理解（也就是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

正是在這個層次上，德國與澳洲近年的傳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補充與對照。相較於英美偏向制度與方法的轉向，德國媒介理論所強調的「向物質轉」，重新將分析焦點帶回媒體技術與物質基礎，追問媒介如何作為知識與感知的條件；而澳洲的傳播研究，則在平台社會與媒體政策的脈絡中，進一步將這些技術條件轉譯為具體的治理問題與公共議題。換言之，如果說英美正在重塑「如何培養傳播研究者」，那麼德國與澳洲所關注的，則是「傳播研究究竟應該研究什麼，以及為何而研究」。

因此，將這兩組脈絡放在一起觀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當前傳播研究的整體轉型：它不僅是方法上的計算化或制度上的再設計，更是一場從媒體內容與效果分析，轉向媒體技術、社會基礎設施與權力關係的知識重組。在這個意義上，英美、德國與澳洲並非各自發展的孤立路徑，而是共同構成了理解當代資訊社會不可或缺的三個互補面向。

德國脈絡：從 Kittler 到「向物質轉」（material turn）

如果說英美傳播博士班的轉型，是由AI、資料與制度所驅動，那麼德國近年所引發的理論變化，則更接近一種本體論和認識論層次的重構。這一轉向，通常被稱為傳播研究的「向物質轉」（material turn），其思想源頭之一，正是 Friedrich Kittler 所開創的媒介理論傳統。

Kittler 在《Grammophone, Film, Typewriter》等著作中提出一個關鍵主張：媒體不只是傳遞意義的工具，而是決定知識、生產與感知形式的技術條件。換言之，傳播研究不應只分析內容或符號，而應關注媒體技術本身如何塑造人類的認知與社會結構。[19]

在此基礎上，近年德國與歐陸學界進一步發展出所謂的「媒介考古學」（media archaeology）與「技術物質性」研究，強調：媒體作為物質裝置（hardware）、資料儲存與運算機制，以及技術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等議題。也就是從以往著重的「媒體表達什麼」轉向「媒體如何運作」。這一理論路徑可見於當代媒介理論重要學者如 Wolfgang Ernst，其對媒體時間性與數位儲存的研究，明確指出媒體分析應回到機器層次。[20]

德國這種「向物質轉」的興起，與英美博士班養成強調AI與資料的趨勢形成一種有趣的對照：於英美是「方法上的計算轉向」，在德國則是「本體論上的技術轉向」。換句話說，英美在問「如何用資料分析傳播」，而德國在問「什麼是傳播，以及媒體本身如何構成現實」。

澳洲傳播研究：平台社會、政策與「南半球視角」

相較於德國的理論深化，澳洲的傳播研究則展現出另一種路徑：高度結合政策、產業與平台治理的實踐導向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的 Digital Media Research Centre（DMRC），以及學者 Jean Burgess 與 Terry Flew 的研究。他們長期關注：社群媒體與平台文化、數位公共領域，以及媒體政策與平台治理等議題的研究。

例如 Burgess 與 Green 的《YouTube: 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21]，以及近年對平台文化的研究，已成為理解數位媒體的重要基礎。而 Flew [22]則特別強調平台治理與媒體政策的結合，並將數位平台視為需要公共監理的「基礎設施」。

澳洲另一個重要特色，是其研究常被定位為「南半球視角」（Global South-informed perspective）。這意味著其研究不僅關注技術與平台本身，更關注：平台權力與不平等、媒體多樣性、原住民與文化代表性，以及區域媒體生態等議題。例如澳洲在全球矚目的「新聞媒體議價法」（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23]，正是學界與政策高度互動的結果之一。

在澳洲傳播研究與政策實踐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便是由「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簡稱ACCC ）所推動的「新聞媒體議價法」（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這項制度於2021年正式立法，它的核心目的在於回應一個結構性問題：數位平台與新聞媒體之間長期存在顯著的議價權力不對等。ACCC在其官方說明中明確指出，該法是一項強制性規範，旨在調整新聞媒體與被指定的數位平台之間的商業關係，特別是那些從新聞內容中獲取重大價值的平台企業。

具體而言，這項制度的設計邏輯並非單純補貼新聞產業，而是透過制度機制迫使平台與新聞機構進行談判，並在必要時引入仲裁機制，以確保新聞內容所創造的價值能夠被合理分配。換句話說，它試圖矯正的是一種由平台壟斷與市場結構所造成的價值失衡：數位平台在廣告與流量上獲取大量收益，但新聞內容的生產者卻未能取得相應報酬。

從制度運作上看，該法提供兩種路徑：新聞機構可以與平台進行個別或集體協商；若協商失敗，政府則可「指定」（designate）相關平台，使其進入強制仲裁程序。這種設計使得市場談判與國家介入之間形成一種動態平衡，也讓該制度被視為全球第一個試圖在數位平台與新聞產業之間重新分配價值的法律架構。

更重要的是，ACCC將這項制度與民主運作直接連結，強調支持新聞產業的永續發展，是維持公共資訊流通與民主社會運作的基礎。換言之，這不僅是一項產業政策，更是一個關於公共利益與資訊秩序的制度設計。

因此，若從傳播研究的角度來看，澳洲的「新聞媒體議價法」並不只是媒體經濟政策的一環，而是一種將「平台權力、新聞價值與公共利益」制度化處理的嘗試。它標誌著傳播研究已不再停留於媒體內容或效果分析，而是進一步進入對數位平台資本主義與資訊分配機制的治理層次。

三條不同的傳播研究路徑與博士養成思維

若將英美、德國與澳洲近年的傳播研究放在同一個分析框架中觀察，可以發現它們並非各自發展、彼此分離，而是沿著不同路徑回應同一個時代問題，並逐漸構成一種相互補充的知識結構。

在英美脈絡中，最明顯的是一種「計算與制度轉向」。傳播研究不再只是理論詮釋或內容分析，而是大量引入人工智慧、資料科學與計算方法，並透過博士訓練、研究中心與跨領域合作加以制度化。研究者不僅需要理解媒體如何影響社會，也需要掌握資料如何被蒐集、演算法如何運作，以及平台如何重組資訊流通。換言之，英美的轉型，首先發生在方法與制度層面，是一種「如何研究傳播」的重構。

相較之下，德國所引領的變化則更為根本，它並非從方法出發，而是從知識論與本體論出發，重新界定「傳播是什麼」。在以 Friedrich Kittler 為代表的媒介理論傳統中，媒體被視為構成知識與感知條件的技術系統，而非單純承載意義的載體。由此發展出的「向物質轉」，強調媒體的物質性、技術結構與基礎設施，並透過媒介考古學等方法，將分析焦點從內容與再現，轉向裝置、儲存、運算與時間性。這使得傳播研究從根本上轉向「媒體如何作為現實的條件」。

而在澳洲，傳播研究則呈現出第三種路徑，即「政策與治理轉向」。面對平台壟斷、新聞產業衰退與公共資訊秩序的重組，澳洲學界與政策界高度互動，將傳播研究直接嵌入平台治理與媒體政策的實踐之中。無論是對社群平台的分析，或是如新聞媒體議價法這類制度設計，其關注焦點都不僅在於媒體如何運作，而在於如何透過制度安排重新分配權力、資源與公共利益。於是，傳播研究在此不只是理解世界，更直接參與對資訊社會規則的塑造。

當這三條路徑被放在一起觀察時，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一個更深層的轉變正在發生：傳播研究已逐漸從過去以「意義生產與內容分析」為核心的學科，轉向關注「技術、權力與基礎設施」如何共同構成資訊社會。英美所強調的計算方法與制度設計，德國所提出的媒體物質性與技術條件，以及澳洲所實踐的政策與治理框架，實際上共同指向一個新的研究典範——傳播不再只是訊息的傳遞，而是一套由技術系統、制度安排與權力關係交織而成的社會運作機制。

[1] https://annenberg.usc.edu/academics/communication-phd

https://annenberg.usc.edu/faculty/emilio-ferrara

[2] https://journalism.columbia.edu/phd-communications

[3] https://sjmc.wisc.edu/graduate/graduate-overview/

[4] https://comm.stanford.edu/phd

[5] https://www.lse.ac.uk/resources/calendar2025-2026/programmeRegulations/research/2025/MPhilPhDMediaAndCommunications.htm

[6] https://www.oii.ox.ac.uk/study/dphil-in-information-communication-and-the-social-sciences/

[7] https://www.gold.ac.uk/pg/

[8] https://www.cardiff.ac.uk/journalism-media-and-culture

[9] https://ahc.leeds.ac.uk/media

[10] https://www.surrey.ac.uk/artificial-intelligence/cdt

[11] https://annenberg.usc.edu/academics/communication-phd/curricul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