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父親的影武者　Nakao Eki Pacidal

「我是避免拍照的人，希望這世界上最好不要有我的照片。」11月的馬太鞍，陽光帶冷，Nakao Eki Pacidal站在田地前對我說。我們正在尋找拍照場景。抬頭是彷彿永恆的中央山脈，唯有粉塵與淤泥，成為9月洪災的微小註解。

尷尬了，人物採訪不能沒照片吧。她說從小受父親影響，不喜歡拍照；邊抽Winston菸邊說自己戒菸10年，是父親過世前陪他聊天才重新抽的，那是2021年。更早之前，二人曾長達20年沒聯繫。問她原因，只說：「要講的話，會講到天黑。」

現年51歲的Nakao Eki Pacidal，在個人臉書自稱：「我是一個識字不多的蕃人。」然而她寫小說也翻譯，從原住民議題到古典音樂家韋瓦第、清代詞人納蘭性德都能入題。去年新作《蕉葉與樹的約定》從日治時期的阿美族野球隊能高團出發，虛構故事，是總統賴清德與副總統蕭美琴在2026台北國際書展唯一重複買的書。

稍早，我到她故鄉花蓮馬太鞍部落的家。一見著我，Nakao立刻起身握手，身上的阿美族檳榔袋串珠發出脆而細碎的聲音。雖然身形瘦弱，但握起手來可真有力。

雖不愛拍照，她仍配合攝影記者調度，一會兒遠眺，一會兒站在十字路口，還幫忙指揮騎士鄉親先過，只是臉上看不出情緒。唯一拒絕的一次，是請她站在某個帶土的田裡擺拍，原因是這樣很冒犯，不願在災難的痕跡上當裝飾。

她說自己是一個冷漠的人，厭惡濫情，「我遇到的採訪，大家的提問都很溫情，好像寫小說是返鄉的寄託，但其實不是。當你在情緒的狀態裡，就會寫不好，必須克服後拉開距離，才能寫好。」話題順勢談到第一本小說《絕島之咒》，她大方承認寫得不好，就是因為那時候還困在情緒中。

台大法律系的學妹美惠回憶，第一次在自然保育社看到Nakao，她正在讀希臘悲劇。再次遇到，美惠好奇：「都不用讀法律系的書嗎？」Nakao反問：「上課就好，還需要讀嗎？」這次返台為《鏡文學》拍宣傳影片，開車到磯崎海邊，車上年輕工作人員跟她閒聊，說現在人生好苦，Nakao安慰她的方式是：「妳放心，以後還會更苦。」

在光復市區的彼心書店舉辦座談會，讀者讚美她文字好讀沒雕琢，Nakao卻說那恰恰是她雕琢過的結果，「最高明的表達，是努力追求自然到讓人不知道我在追求什麼效果。」在台灣文學愛鄉重土的今天，Nakao用小說處理歷史，筆鋒像雕刻刀。

她雕刻出被殖民者的牢籠，看似榮耀，實則困囿。1920年代，二位本在花蓮港廳當苦力的阿美族青年，被選為高砂野球隊，赴日本打球。以為是熱血故事，被殖民者打敗了殖民者，但小說卻寫他們終其一生仍活在殖民陰影下，到死亡也無法解脫，野鬼歸家不得。台灣受日本影響，奉棒球為國球，馬太鞍部落所在的光復鄉更是棒球選手搖籃。但在Nakao筆下，棒球其實也是殖民的規訓，不只是輸球與贏球，更關乎服從與不服從。

儘管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能高團為原型，但Nakao說主角故事都是虛構的，「我不是能高團的後人，去寫人家祖先的事，在部落是禁忌，所以只能虛構。」她一再宣稱這不是歷史小說，「因為原住民的歷史是被殖民的歷史，如果我用殖民史料來寫原住民，等於是把我們自己送上門去，讓人再殖民一次。」

Nakao受過嚴格歷史訓練，大學讀台大法律系，再到哈佛大學念科學史碩士，2009年遠赴荷蘭萊頓大學攻讀歷史博士，「我學的是歷史，很清楚歷史是怎麼回事。」在她眼中，歷史不是客觀的，而是權力者的書寫。負笈荷蘭後，Nakao與同校的檔案學教授結婚，2017年定居當地。上次回花蓮，已有5年之久。

拍照時，我們一行人在冷清的部落裡十分顯眼。有位大姐好奇問，我們是哪個學校來幫忙救災的？Nakao指著不遠處的姑姑家，說她住那，是林榮輝的女兒啦。「我在外面久了，大家不認識我，可是我爸大家都認識。以前在立法院當助理的時候也是啊，大家都說我是林國代的女兒。」

林國代？當過立法院助理？為什麼從來沒聽過這些？Nakao只回，因為沒人問過。上網搜尋全名林榮輝，Google不會出現太多資訊，甚至一張照片也沒。

Nakao的父親林榮輝，曾任台灣省政府山胞行政局副局長，是戰後少數原住民政治菁英。1994年，《中華民國憲法》第三次增修，將「山胞」一詞正名為「原住民」，是原住民運動的重要里程碑，林榮輝便是其中要角，在背後折衝各方勢力。根據會議紀錄統計，林榮輝發言高達11次，是七名國民黨原住民國代中最多的。然而，點開原住民族委員會網頁，只寫前總統李登輝是正名成功決定性人物。

1993年，林榮輝參選花蓮縣長，因為當時另一位候選人王慶豐已通過國民黨內初選，林榮輝脫黨參選，成為史上第一位獨立參選花蓮縣長的原住民候選人。Nakao回憶，當年國民黨高層奉上一筆錢要父親退選，但父親表示已答應鄉親。最後硬著頭皮選，下場便是欠了一屁股選舉債，一時人間蒸發，大家都找不到他。

打開33年前的選舉公報，王慶豐跟民進黨提名的陳永興，都將原住民族權益列為政見之一，唯獨Nakao父親林榮輝隻字未提，也沒強調阿美族身分。在那年代，原住民身分與現在的「政治正確」不同，「我父親讀花蓮高中時，因為被歧視，要帶刀上學，」這段往事Nakao在其他訪問也說過，「我自己對他的詮釋是，之所以從政，跟他想要被尊重有關。」

脫黨參選後，父親隔年又回到國民黨，是為了推動正名運動嗎？如果是，背後是妥協還是「悔改」？Nakao表示不清楚實際過程，「很難說他為了獲得『地位』和『尊重』付出多少代價，不過我回台灣探病時，好幾次聽到他夢中囈語，『不要啊、不要啊，不要送我去那麼危險的地方』。這大概就說明了一切吧。」

能在解嚴前進入中央體制，習慣性不留照片，就連失蹤也徹底，被送到危險的地方…這是因為Nakao父親還有過另一段人生：情報人員。「從小我就知道父親的工作，但他從來沒跟我們說做了什麼。」除了Nakao的說法，文字留存的蛛絲馬跡，只有選舉公報上的一句：「曾任國防部組員。」

父親像霧中的影子，為了生存，將自己隱形。「其實他是一個很爆笑的人。」Nakao彷彿環視四周說：「比你剛看到的那些人都還好笑。」難得露出了笑容。此前，我們在Nakao馬太鞍家吃飯，人潮熙熙攘攘，尋常晚餐開了三桌，有親朋好友、鄰居友人，還有不請自來的我們。

桌上是全酒煮的雞湯，還有阿美族招待客人的麻糬。「朱立倫當年選總統來花蓮，頭目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叫『toron』，就是麻糬，哪有人叫麻糬。」Nakao帶著一絲笑意。一會兒，隔壁桌親友向她敬酒，喝之前她轉頭：「你們今天會看到我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你們慘了，都不能活著回家。」

11月26日，她參加台灣作家節，與鄧小樺、馬尼尼為談「移動的女性書寫」。標準的嚴肅文學題目，但Nakao覺得太硬了，索性講了個笑話：景美女中三年級時，有天在新店溪河堤抽菸，遇到一個不知道什麼學校的男生擋住她的路，不知道是搭訕還是找碴地問：「有打火機嗎？」「窄窄的河堤上，我走我的路，把他踹下去，然後就順利移動了。」冷漠的人，原來也能搞笑。這一點，Nakao同她父親。

走在部落間，Nakao開始談起童年，「我從小算是滿不幸的。」台北出生，一度回到花蓮念小學，但很快的又因為父親工作關係返北讀書。小學寒暑假，她回到太巴塱阿公家，一個充滿日式嚴厲教育的環境。「阿公早上每天4點起床，他起床我們就要跟著起來，不能偷懶。在太巴塱，大家都認識我阿公，喊他Sakuma taylin（佐久間大人）。」

日治時期，阿美族相對親日，太巴塱甚至被政府授予模範部落。Nakao的阿公，就是在日本時代從事警務，曾佩刀赴太魯閣族所在地駐紮。之所以名佐久間，就是來自提出以蕃制蕃的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可以說，他就是一個被打造成樣板的『蕃人』。」

國民政府來台後，Nakao阿公仍延續警察身分。學了那麼多殖民理論，如何看待活在殖民政府、黨國體制的阿公與父親？

「我不會這樣去看待他們。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的原住民，加上每個人性格不一樣，面對被殖民，就有不同的應對方法。我只是受西方荼毒更多，知道西方理論是怎麼描述殖民的，但我阿公不會這樣想，他就是順應環境，所以從日本人突然之間要變中國人，就很認真的去學。」

2008年，她獲補助回太巴塱拍紀錄片，發現92歲的阿公每天都在看原住民族電視台。Nakao趁阿公睡了，摸黑偷看他的筆記，發現裡面都是用中文寫的原住民族權益討論。終其一生，Nakao阿公都在學習，身分也因此不斷流轉。

儘管阿公待她嚴厲，卻有一則往事令她開心。剛回鄉拍紀錄片時，她對故鄉「失焦」，常常躲在蚊帳哭，「這是我的家，為什麼回來的時候，一切都跟我想得不一樣，很陌生。」直到有天，阿公吩咐她買便當給裝修老家的工人，但她來不及完成，阿公在一大票人面前混雜日語、阿美語痛罵她，「我嫂嫂也在，她想安慰我，可是我感覺非常好，因為回家後，阿公對待我就像客人，他會這樣罵我，就表示他沒把我當客人了。」

巨變發生在國小五年級，母親癌症去世，家庭開始裂解。母親過世不久某天，Nakao上學時經過大安區外婆家，便決定住她那。然而，外婆十分討厭父親，因為Nakao的母系是外省人，認為「山地人」配不上自己女兒。尤其外婆出身不凡，同張愛玲一樣，在上海租界長大，出門腳不落地，都有人載。「母親嫁給我父親13年後過世，外婆就覺得一定是我父親沒照顧好她，更排斥我父親。」

因為外婆上海的大小姐背景，對Nakao的儀態要求十分嚴格，「穿高跟鞋走路不能有聲音，戴垂墜耳環不能晃動，睡覺要像木乃伊一樣，手交叉胸前。」同住10年間，三天兩頭，她便跟外婆吵架離家出走。外婆過世後，她的禮儀規訓直到Nakao人在荷蘭仍擺脫不了，跟先生吃飯，他很驚訝Nakao的西餐禮儀是哪裡學的，就連身為荷蘭人的他也不會。「他很疑惑，我到底是台灣原住民，還是十九世紀末的歐洲人？」

十九世紀末的歐洲人，日本時代的模範原住民，慣於隱身的情報員，種種身分疑惑，伴隨Nakao前半生，而她一度選擇隱藏。美惠透露，Nakao大學時沒人知道她是原住民。那時她還不會族語，卻會艱澀的拉丁文。

轉折點是她出國留學之後。2002年，她申請哈佛大學科學史系，開始接觸殖民史研究。2009年，因為荷蘭國家檔案館保留許多荷治時期原住民資料，她決定「深入敵營」，前往曾殖民台灣的荷蘭，攻讀歷史博士。

之所以到萊頓大學，是她在美國遇到一位巴黎政治學院畢業的耶穌會神父，鼓勵她去萊頓挑戰，指導她寫論文，更點破她的盲點。「他對我說，不能因為阿美族被日本殖民的過程相對溫和，就覺得那不是殖民，如果你去抗爭、研究，就不能有理論的瑕疵。」

Nakao開始用理智的手術刀，切割身上父執輩以降的日本薰陶。「以前我真的有種皇民感，是花了十年的時間，用思考去矯正感受，才克服對日本的好感。」她建立出一個理智的、冷的原則：「如果感受跟思考抵觸的話，我應該要改變我的感受。」

她成為自己新造的人。三一八學運後，Nakao與同為太巴塱部落的Namoh Nofu回馬太鞍、太巴塱部落從事抗爭運動。

2014年，時任花蓮縣長的傅崐萁未經部落同意，安排中國廣西壯族團體到馬太鞍、太巴塱ilisin（年祭）演出，進行文化統戰。馬太鞍祭典較早，一橋之隔的太巴塱部落尚未舉行。Nakao便在網路不斷貼文，製造聲量，甚至PO出「敢上橋我們就打你」，竟成功阻擋統戰團進入。「其實我們根本沒幾人，這都是跟我爸學的，只要耍神祕，人家就會相信你。」

另一起抗爭，是2015年。剛結束的光復鄉代表選舉，原住民鄉代人數首次過半，「當時我們以為這樣鄉代表主席、副主席一定會是原住民，結果傳出副主席要讓給漢人。我就上網PO『跑票者死』。」

那時，父親受族中長輩之託請女兒停手，問：「可以不要見血嗎？」「我說不行，他就跑去跟其他人說：『我女兒瘋了，自己也管不了。』」最後，主席、副主席順利由原住民擔任。「但說女兒瘋了，大概也是我爸的策略。」

那二年頻繁鬧事，不是沒有後果。Nakao跟Namoh Nofu曾被已故的太巴塱頭目王成發「召回」訓斥，「他們罵一句，我們就鞠躬一次，因為我們真的在倫理上有錯。」然而，Nakao也是有底線的，「會議後，伯父叫我回家，當下我知道他們一定是要我承諾不能再這樣，所以我就跑了。」為什麼？「因為基於部落倫理，如果他開口，我就必須答應，答應了，我就必須做到，但我又不可能放棄運動。」於是，Nakao頭也不回，在中央山脈的注視下，一路從太巴塱跑回馬太鞍姑姑家，再搭火車離開。

之後，Nakao跟Namoh Nofu便收手了，理由是再鬧下去，會惹人煩，而且已努力過，剩下的該交給其他人。同為運動夥伴的Namoh Nofu如何看待Nakao？「Nakao很聰明，也跟我一樣是I人，會在運動中提供學術觀點，幫我潤飾文章。」更多時候，他們是在雲端的運動夥伴，常常在聊天室丟下一句話，過幾天或過幾個星期，彼此才回話。

他們有二個運動理念，一個是「各自各自，才是在一起」，不用綁在一塊，也沒情緒勒索；另一個是「慢慢走，比較快」。「原住民看事情，是天長地久的，所以不用著急 ，不管怎樣土地會在。 當然，前提是要能夠守住土地。」Nakao說。

11月25日，她到東華大學演講。會後，一位學生略帶挑釁地問：「為什麼要抗爭？」她冷靜地回：「原住民是現代國家的一體兩面，這是中立的概念，不用放太多情緒。當你的存在是被國家定義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抗。」對方追問：「那原住民意識誰說了算？」「你自己啊。」一個樸素、花費十幾年摸索出的答案。後來Nakao才知道，這位學生其實有原住民血統，開了幾本書單，託該堂課教授馬翊航轉交。

土地會在，但時間不等人。2008年，她回太巴塱拍紀錄片，在阿公家剛好遇到回來的父親，提著行李箱進門。阿公問父親回來幹嘛，「他是回來辦事的，推廣造林，但一時之間忘記造林的阿美語怎麼說，用日語說『ぞうりん』，音又沒發準，就變成聽起來很好笑、像『走另』的音。他看到我，我看到他，只說了聲嘿。」就這樣，二十年沒有往來的父女平淡地和解，直到隔年她到荷蘭前，父女已經可以從白天聊到白天了。

Nakao說《蕉葉與樹的約定》這本書是在處理殖民歷史。主角從苦力到野球選手，看似階級流動，實則都在日本定下的體制裡。寫的是虛構，又何嘗不是獻給阿公、父親，乃至想突破殖民而深入理論的自己。但用主人的工具永遠拆不了主人的房子，或許這就是她轉為寫小說的原因。

至於與父親二十年沒聯繫的原因，她最後並未說白，只說跟政治傾向無關，跟媽媽過世比較有關。想看清迷霧中的父親，直到自己也成為迷霧的一部分。

「我爸過世之前，跟我聊最多的，是昭和歌謠。因為他的母語是日文。聊到〈北國之春〉，他說一定要聽原唱千昌夫的，才有東北腔，但我聽不出來差別。如果說有什麼遺憾，就是我沒花更多時間了解他日本人的那一面。」

「Eki來自我父親的名字，是日語名字Eiki的阿美化。Nakao相反，是阿美族常見名Nakaw的日語化。」父女的交錯與靠近，早已刻在名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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