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2024.07.22 15:36 臺北時間

《光影拾遺‧尋回我們的記憶》#3 技藝

記者|何思瑩

攝影|唐薏程、賴興俊、鄭仕欣

在默片時期,有一群名為「辯士」的人,用聲音引領觀眾走進電影裡的世界;而在碳精棒放映機盛行的年代,也有一群膠卷放映師,用他們的經驗傳遞在戶外觀影的感動。

技藝的誕生,反映著時代與文化發展的脈絡;而技藝的延續,則是集體記憶的保存和延伸,提醒著我們是如何從農業、工業,走到現在的時代。

「乃凡,我受夠了!你和你老公離婚吧!你既然不愛他,為什麼不和他離婚?你這樣一輩子都不會幸福的⋯⋯」

「祖義,不行啊,我對大任雖然沒有愛,但他對於為夫的義務總算盡了。並且我愛我的孩子,我對他們有責任⋯⋯」

偌大的影廳,上演著1931年出品的電影《戀愛與義務》,長達兩個半小時的黑白無聲影片,要看懂曲折複雜的劇情,全靠坐在大銀幕右方的「電影辯士」吳奕倫,巧妙地切換不同的聲線,為每個角色配上精心設計的獨白。

辯士隱身在偌大的銀幕旁為默片「獻聲」,透過自己撰寫的劇本,在現場切換不同聲線演出,引領觀眾走入電影的世界。

「電影辯士其實就是默片的解說者,」吳奕倫說,「有時候你要為劇中的人物配音,有時候你又要像旁白一樣來詮釋故事。」

起源於默片時代的「辯士」,透過聲音表演,引領觀眾進入電影的世界。日治時期的臺灣,約有六十位臺、日語辯士巡迴「說」電影。而到了戰後,臺語、客語辯士更成為許多聽不懂華語、看不懂字幕的觀眾,與電影連結的橋樑。然而1959年政府推行「說國語運動」,禁止戲院雇用辯士,這個行業也就逐漸沒入時代的洪流。目前,全臺唯一能為默片獻聲的辯士,就屬吳奕倫一人了。

吳奕倫透過自學,讓「辯士」這個重要的技藝不致失傳。

「臺灣當代最知名的辯士是陳錘鐘老師,但他在2019年過世了,等於真正在做辯士表演的人就沒有了。」吳奕倫雖然跟陳錘鐘並不相識,但一直以來所從事的職業都跟「聲音」、「轉譯」有關,包括日語教學、口譯、字幕翻譯、有聲書配音員等等。也就在2019年,吳奕倫因為擔任日本電影《王牌辯士》導演周防正行的口譯,結識了日本現役辯士與研究者片岡一郎,開啟了他對電影辯士的研究。爾後,在2021年影視聽中心舉辦的「致憤青:百年文學紀念影展」,初試啼聲就一舉為七部默片擔任辯士,寫劇本和演出的功力,全靠自學。

「很多人覺得默片很沉悶,或者根本不知道曾經有默片的存在,」吳奕倫說,默片雖少了聲音元素,但在視覺和敘事上有很多創意性、實驗性的突破。只是,在這個短影音盛行、追求聲光刺激的時代,要能專注、細膩地品味老電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能夠因為辯士,讓觀眾發現觀看默片的趣味,進而去親近百年前的電影,又剛好結合我的專長和喜好,對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除了辯士之外,膠卷電影的放映,也是一項面臨失傳的技藝。

臺南,巷弄邊間傳來了噠噠的機械轉動聲,高璞元正在測試家中的膠卷放映機是否能正常運作。從小跟著擔任放映師的爸爸高祥晴四處走跳,這些複雜的工序早已是他日常的一部分。

高璞元的家族三代都是露天電影放映師,每回出機,就是他向父親高祥晴學習放映技藝的機會。

「大概九歲吧,那時候我爸爸一個晚上就有五個廟口放映場要跑,我就跟在旁邊幫忙裝片。」高璞元眉飛色舞地談起待在放映機旁的童年,那正是露天放映的輝煌年代,「放電影會有光源嘛,我就在那個光下面寫功課,我是這樣寫功課寫上來的。」

然而,隨著數位放映機的出現,陪伴高璞元成長的老機器被堆進了倉庫,一沉睡就將近二十年。一直到七年前,在太太林佩褕的好奇和鼓勵,才有了重現江湖的機會。

「這些都是我在課本裡面讀過的機器!但我以前從來沒有機會看到本尊。」林佩褕說,「爸爸一直跟我說膠卷放映沒有人要看,但我覺得這個東西一定有人喜歡,只是你不做,這些觀眾就不會出來。」於是,林佩褕和高璞元不但開始研究起露天放映與膠卷放映技術的歷史,舉辦許多結合推廣教育的放映活動。

「喔!原來以前的人是這樣看電影的!」、「哦!原來放映機還是活生生的!」高璞元說,「每一次機器搬出來,就有一大堆人圍過來,有時候觀眾問我問題,我不知道的就回去問爸爸。」只要還有人會操作,機器就不會消亡,「鏡頭、馬達的上下調校⋯⋯這些技術的東西,就是要一直做一直做,才能夠上手。」

只是,七年下來,高璞元卻發現,愈來愈找不到合法版權可以放映的膠卷,是傳承路上最大的瓶頸。

高家住所一角,堆放著頂天的膠卷片盒,《海角七號》、《方世玉》、《太極張三豐》⋯⋯這些曾經紅極一時的賣座片,如今佈滿塵埃,因為找不到版權商授權,他們根本不敢放映。「對我來說,它沒辦法放出來,就跟垃圾沒兩樣。」高璞元說。

該怎麼突破困境,創造膠卷放映的更多的可能性?高璞元提出了「數轉膠」的想法,也就是將數位拍攝的影片,沖印成膠卷拷貝來放映。「大家對膠卷的印象都是老電影,但我覺得膠卷要有新片,它得要創造新的東西出來,才會有人看,才不會消失。」然而,他問遍了台灣的沖印公司,發現「數轉膠」不僅成本高,技術上也難以實現,「20分鐘影片,光是沖洗就要40萬了,這還不含聲音喔,因為沒有辦法沖印成光學聲帶。」高璞元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跟他有相同理念的人,能讓膠卷電影的發展不致中斷。

高璞元認為膠卷放映需要有新的片子吸引觀眾,但是「數轉膠」受限於成本和技術,至今難以突圍。

無論是「辯士」或是「膠卷放映」,這些與電影相關的技藝,反映著人類文化的發展脈絡,卻也隨著科技的演進而消失。有著傳承理想的年輕世代,只得在現實壓力下靠一己之力突圍,希望透過技藝的延續,讓集體記憶得以保存和延伸。

「有九十歲的阿嬤看完演出跑來跟我說,那個就是他小時候的回憶;也有年輕的大學生跟我說,他從來不知道默片這麼好看。」吳奕倫說,「辯士是在台灣存在了超過五十年的文化,我希望透過我的推廣,讓這個職業被更多的人認識。」

「我到現在還想做的原因,是看到我爸爸在做戶外放映時開心的樣子,他的眼睛裡面是有光的,只是他沒有像過去那樣的舞臺,」高璞元說,「但如果連我都放棄膠卷放映了,我女兒、我孫子,或是未來在這塊土地的每一個人,他又要怎麼知道以前的人、以前的事情呢?」

「鏡新聞」已在有線電視86台、MOD508台與YouTube頻道同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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