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地下電台的年代，傅雲欽說：「我做電台是為了宣傳我台灣獨立的理念，我不是為了營利，也不是為了幹嘛，純粹把它當成宣傳的工具，就是我也不是要做媒體，我是把它當成宣傳的工具。」他批評許多過去同志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還去當「中華民國資政」：「抗中保台不是台獨，是維持現狀，現狀不是台獨。」傅雲欽和年輕時圓潤瀟灑的形象判若兩人，老後頭髮花白又瘦了兩圈，多數時間神嚴肅，看起來很像回到未來裡的博士。

三十年的時光，他回憶起從前搞地下電台，經常得校長兼撞鐘，每次訊號出狀況他都要自己上山維修，搞得一身臭汗。如果回到過去，會再投入青春投入台獨運動和地下電台嗎？他感嘆：「我這些聽友，我覺得比較悲哀的是，我沒辦法說服他，做二、三十年的台獨，揀不到一個徒弟。....沒人了解我，因為我的講法跟人家不一樣，我說台灣事實上獨立、法律上屬於中國，大家聽到法律上屬於中國，就聽不下去。你是國民黨喔？你怎麼說台灣屬於中國？」

傅雲欽找不到徒弟，相較之下，聚集大批左翼青年、主打小市民心聲的群眾之聲可能有傳人？當年許多電台年輕成員，後來都在社運界和工運領域繼續耕耘。黃泰山是動保悍將，吳靜如長年任職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為移工發聲。因為801事件帶隊抗爭曾遭通緝的林恕暉，後來任職媒體，在自立早報時擔任勞資協商代表，在自由時報期間則協助工會成立，幾年前賴香伶接任台北市勞工局長，林恕暉一路跟著她到立法院。可惜的是，最近大家可能只記得他被柯文哲惡言批評。

回憶過往，吳靜如對當時大家克難堅守電台記憶猶新：「大家都睡地板就對了，就是鋪著睡袋就睡地板，然後睡地板為什麼呢？因為有時候就是常常會有抄台的風聲，因為它有一個日出條款，就是你那一天，隔天早上比如講六點十五分是出太陽，那警察就可以來抄，所以我們常常有聽眾會給我們風聲，所以我們得點要往下看，其實那個巷子裡面就看到有很多那種警察車躲在裡面，我們就等要趕快把那些機器設備，想辦法藏起來。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很好笑，因為康維壤的打呼很大聲，然後我們就那邊算說他有幾種打呼的聲音，就是有時候像火車。」

吳靜如待在群眾的時間不算長，801事件後她就逐漸淡出。當年，她偶爾也會主持節目，群眾之聲主打小市民心聲，和其他媒體相當不同：「主流媒體很多事情都不講，而且很多對於民生重要的困難，其實都不講，就是會講一些就是沒什麼營養的東西。」群眾算是少數的左獨團體嗎？她倒是沒有太多認同：「我在那時候是不太知道這個事的，到現在為止我也覺得就是，統獨到底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嗎？然後台灣有左翼或沒左翼，用講的就可以嗎？」

當年參與這些地下電台的人理念不盡相同，相同的是，都想改變國家、改變社會。2000年政黨首次輪替後，前TNT電台台長張素華挺過六次抄台，終於盼到取得合法執照，但經營權後來幾經轉手，TNT轉型為商業電台。張素華一直對電台的公共性、公益性念念不忘：「也不是只有我離開電台，而是整個台灣對於這種電波公有，然後媒體近用，人民都可以享用然後互相激盪的這樣一個模式，是集體消失。….那個時候我太小看了，太小看了這種企業併購，還有夥伴（從草鞋）穿上高跟鞋的殺傷力，那是把整個電台的公共性殺死了。」

回顧地下電台的年代，張素華感嘆，過去不同階層的人在電台可以彼此交流、都能擁有發言權：「這個社會其實是有階級性的，階級比較高的人比較有發言權，他可以拿到麥克風，所以我們說的媒體近用性，我覺得那是一個理想。不過在1990年代那個時代，那個垂直的社會階層不停的流動，….很多人在2000年之後，又回到自己的階級，他開計程車的，就沒辦法跟教授講話了。」她認為，過去台灣社會累積的蓬勃社會力，在2000年之後幾乎都消融了。

離開TNT之後，張素華曾主持廣播節目「夢中的國家」，評論時事，也介紹土地上百工百業的故事，國內知名釀酒師、高雄餐旅大學副教授陳千浩是她的忠實聽眾，後來也成為好朋友。他印象很深刻的是：「素華會在節目中反問聽眾，你們為這個土地做了什麼？」

1990年代生猛有力的政治性地下電台，在台灣的集體記憶中逐漸被淡忘，說起地下電台，大家記得的是「賣假藥」的電台，害老人家生病。當年這些地下電台的主持人，他們的聲音讓許多聽眾留下深刻印象，經常在路上、在計程車上因為聲音被認出；如今，他們的聲音早已被遺忘，即使用力嘶吼，在這個媒體和網路爆炸的年代，也多半也被淹沒了。希望「尋聲」系列影片，能為他們的青春留下片段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