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318運動中，行政院事件染血，是衝突最劇烈的一個篇章，卻也是評價最分歧的一場行動。首先，他不是、至少看不出來是議場學生發起，也不是哪個民間團體所主導，在運動的第一時間，網路上（即使是支持立院佔領行動的）就有許多人批評他們是腦衝暴民，破壞場內學生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和平理性形象。有些人則說這是運動內部有人企圖奪權、搞權力鬥爭。這樣的觀點即使過了十年，恐怕仍沒有獲得足夠澄清。

其次，驅離原本就在參與者預期之中，但驅離手段之粗暴，卻是大家意料之外。因為流血，反服貿運動獲得更多社會同情，不過在同情的這個同溫層之外，許多社會大眾恐怕對佔領官署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佔領立院是還可歸咎爛立委30秒通過法案太粗糙，佔領行政院影響政府運作，就大不可取、政府強力驅離也是不得已。（題外話，其實真要說，協議也是當時政府去簽、送去立法院備查或審查不是嗎？）

我們說重新記憶，我們說重新記憶困難卻必要，有句名言則說，人類和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但真要說對於對318、對323行政院事件的記憶，且不說日久模糊、或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記憶，有許多記憶恐怕是不曾被建立的。例如，318運動不只有學生，還有許許多多民眾自發參與或聲援，而前往行政院的，其實大半都是和立法院外圍是同一批人。什麼人？沒有社運經驗的普通民眾。

我們拍訪的兩位參與者蕭凱文和鄭運陽，蕭凱文當天是第一次到立院，跟著人潮前往行政院，而鄭運陽在318運動期間每天半夜都守在場外，323傍晚看到行政院被佔領，也搭車前往現場，他代表的就是當時的普遍焦慮情緒：「政府就一直冷處理，還是會談之後又不回應，就僵住，可能跟(議場)裡面沒辦法達成共識，可是又不解決的情況下，那就耗，就一直耗….，然後你就會想要去行政院(升高抗爭)這樣子。」

前一天，3月22日，時任行政院長、台大政治系教授出身的江宜樺，前往立院和林飛帆對話，雙方沒有共識，僵局持續。此前，部分議場外的幹部建議打通議場內外、擴大佔領規模，但意見並未獲得採納。有些人提到轉攻行政院或總統府，也都沒有具體結論。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林傳凱曾就這段過程做過詳盡訪查，這裡就不進入社科院、不同學生團體衝突的細節討論。

十年前，蕭凱文剛考上北藝大研究所，當時35歲，在職場打滾多年，離婚，女兒從小跟著他、上國中時改跟爸爸住。女兒的離開讓他多出許多自己的時間，他選擇繼續念書：「我必須學會更多東西，我不能只是賺錢，我一定要知道這世界發聲什麼事情，然後搶在我女兒前面，比他知道更多事，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可以再當他的後盾。」他也是於同樣理由，前往立院現場。

蕭凱文講話很快，有時繞了一大圈扯到別的地方去，有時情緒來得突然。想到女兒當初離開，他還是哽咽，他靠著信仰支持：「我就開始不斷地禱告、把我對她的付出跟愛，轉換成無聲的禱告，然後禱告說台灣更好、禱告女兒以後有更好的環境、禱告她成為一個她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的人。」他自尊心強，又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好。

蕭凱文是新北林口人，爸爸原本開計程車，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爸爸做大家樂賺了不少錢，小時候有段家境寬裕。但好景不常：「沒幾年工夫，突然整個就塌掉了。尤其爸爸生病、跟我媽媽也分開。」身為長姊，他很快就半工半讀，從事過不同工作，曾在工廠上班、當過業務，也有擺過地攤；早早就結婚生子，又迅速地在23歲成為單親媽媽。「為什麼對活著很絕望？我覺得是、因為我是一個其實滿努力的人，就是說自尊心強。…然後爸爸的離開，然後你又很努力地想要證明自己，希望自己圓滿各種不同的角色，努力當一個好媽媽、努力當一個好伴侶、然後努力當一個好女兒，可是這些角色好像都沒有做得很好。」

想要扮演好每個角色，所以進入行政院大廳後，他帶著比他年輕的群眾喊口號；面臨驅離壓力、要不要起身離開現場的掙扎時，雖然害怕，但又覺得就這樣離開，「對整個局面有可能是什麼（影響）….，我既然做了這個決定，我是不是就該堅持到底？」雖然大廳外殺紅了眼、雖然媒體攝影機都被請離現場，但警方驅離到大廳時已經大致掌握局勢，蕭凱文最後自己起身離開。

大廳外的鄭運陽，就沒這麼幸運了。

鄭運陽身材魁梧，外號是大象。他從小就食量驚人、愛打籃球，小時候被同學稱為「技安」，倒不是他特別愛欺負弱小，而是有自己的奇怪堅持：「就是你看到不對的事情，跟大家說應該要怎麼做。…就好比以前學校要排課桌椅嘛，要對齊線，可是有人就會覺得歪一點點沒關係啊，他就會、他也不是刻意要排歪的，可是我就會用力量上讓同學屈服。這個東西是可以控制的，可是為什麼你會做不好。」

長大後在賣場打工，有了職場經驗，他才稍微圓滑一些。不過遇到看不慣的事情，他還是會出面：「因為歷史上看到的就是、要反共嘛！這是我在學校課本上得到的知識，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後面的國民黨為什麼要一直親中。…最後面又看到這個事件，我覺得太暴力了。那個三十秒事件是真的太粗糙了。」他在佔領立院隔天就到現場，觀察到白天人多、半夜人少，因此決定每天半夜到場守護。

3月23日那天，他也是往人少的政院主建物側面，現場大約兩百人、排成一二十排坐著。面對警方驅離，大家手勾著手。「長警棍打得到的地方就直接先打、拿長警棍打你的手機啊、打你的相機啊，…，然後各家新聞媒體記者都有被清場。」他因為不願意離開，被拖到警察人牆裡：「人牆裡面就是拳打腳踢、棍棒齊飛，警察就會抓你的褲頭啊、抓你的衣服啊，還是抓你的腳踝啊，把你拖行到他們警方的人牆裡面，然後他們有什麼就用什麼，你遇到盾牌的就用盾牌打你嘛，路過的也要補你兩腳。」

起身後，他覺得眼角熱熱的，原來是流血了，去醫院驗傷：「發現背部、手腳都是瘀青，手腳跟膝蓋都有擦挫傷。」鄭運陽頭破血流的畫面剛好有被拍到，加上驗傷記錄，後來也獲得賠償。不成比例的國家暴力，政府卻說「警察只是輕拍肩」，即使十年之後，被拍到持警棍打人的警察，至今還是找不到人。

事件後，蕭凱文好一段時間神經緊繃，覺得對誰都不信任，很久之後才慢慢平復。鄭運陽則是繼續回到立院現場，直到330大遊行後，就沒再參加抗爭。

行政院流血事件前，引發社會同情、憤怒，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不減反增。主辦方則是重新檢討決策機制，賴中強說，事件前有聯席會，但沒有明確邊界，只是一個溝通對話的機制，不具強制力。因為行政院事件，決策小組明定組成人員和代表人數：「31人的代表會議，包括20個青年學生代表，10個NGO代表。…讓年輕人有更大的、決策參與跟發言權，對這個國家是好的。然後第31個人就是我，負責主持會議。」31人再選出9人決策小組：「但這個小組很少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