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後，西門町的人潮回來了。但西門町的歌廳氣勢並未隨之回暖，而是從原本疫情前的四家再減一家，變成僅剩漢中街的金鑽、星光百分百，和漢口街的鳳凰三家歌廳。
鳳凰歌廳的老闆陳金祥從2010年接手，就努力想讓歌廳恢復生氣。「西門町歌廳都換過很多任老闆，有時是歌手接，有時是歌手的親戚接。我的本業是裝潢工程，接下鳳凰歌廳的裝修，結果前一任老闆李芊慧不想做了，問我想不想接，我就接了。」朋友都說他「頭殼壞去」，但他自己愛唱歌、愛聽歌，不忍心讓一家有幾十年歷史的歌廳就這樣消失。
接手後的陳金祥一直苦撐，為了殺出一條血路，他先請老輩歌手留下當「典範」，再招募活潑的年輕歌手，讓喜好不同歌路的客人有更多選擇。但是疫情一來，讓原本就不容易經營的歌廳雪上加霜，就算解封復業，元氣也大受衝擊。他很無奈，「就做到不能做為止。」
尋找業績外的文化意涵
在紅樓一帶經營花店的西門町文史工作者黃永銓也說：「我們經營花店的也是感受很深，紅包場興盛那時，每天有人要送花給歌手。現在我們的主客群早就不再是歌廳歌手，而是網路訂戶或中山堂演出節目的致賀花束。」
西門町歌廳真的就要消失了嗎？在老歌不復流行的年代，老歌廳有無可能以新型態存在呢？
於西門町土生土長的黃永銓看過商圈內許多行業的跌宕，「歌廳不是唯一沒落的行業，這裡曾經有許多銀樓、制服店、鐘錶行，但年代不一樣了，制服店受到少子化和制服規定開放衝擊，收掉很多家；鐘錶行更是，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根本很少人會掛時鐘戴手錶。」
但黃永銓認為歌廳看盡西門町時代演變，應有其具存在價值。為了讓政府單位注意到西門町歌廳文化，黃永銓一度率領台北市文化局局長蔡詩萍和市府人員前往歌廳實地考察。「當天我們都沒有多說什麼，我也不確定官員們怎麼看待，但或許市政府可用公部門力量，賦予歌廳不一樣的文化意涵。」
只在意紅包品質難提升
不過據黃永銓的觀察，西門町歌廳之所以沒落，除了時代變遷，歌路、演出方式與時下年輕人習慣不同，另外也在其形象與聲色複雜連結，「或許回到歌廳起步時的『初衷』是一種解方，否則若只想等政府輔導挹注，成功機率不高。」
歌廳文史研究者澤庵丁也認同此觀點，尤其是現今歌廳以「茶單」型式經營，客人消費以茶單紀錄為準，費用由歌手買單，客人再將消費金額以紅包方式包給歌手。通常客人給的紅包會超過茶單金額，多出的部分就是歌手的「小費」。
澤庵丁直言，當老闆只在意業績、歌手只在意紅包時，歌廳的「質」就難以提升。「我自己確實也遇到不相識而死纏爛打的歌手，彷佛討債般地討紅包。或許只是少數，但類似態度令人反感，客人很快就會被嚇跑。」
轉型文化產業吸引觀光客
聽過許多《群星會》時期歌手言說當年風華的澤庵丁也建議，登台歌手必須精進歌藝，不能只是想用華服或溫情攻勢，要讓演唱成為無可取代的專業，如此才能吸引真正想沉浸於老歌氛圍的觀眾，而非醉翁之意不在歌的客人。
澤庵丁認為：「或許西門町歌廳思考何去何從的同時，應該著重的是『質』而不是『量』(業績)。」黃永銓也提到，西門町有不少日本韓國觀光客，歌廳原本就具其獨特風格，若能夠轉型成為西門町的台式文化產業，或許能為歌廳注入新的生命力。黃永銓說：「不容易，但可以試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