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的晚上，十幾個人聚集在台北的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背靠背劇團」（Back to Back Theatre）藝術總監Bruce Gladwin在觀眾席上，眼睛盯著舞台上三位演員的排練。「誰召集了這場會議？是我！」患有肌肉強直症的Simon Laherty說著他最喜愛的這句台詞。「是Simon。」一旁的Sarah Mainwaring附和著，因為兒時一場車禍造成腦部損傷，導致她的口語表達緩慢，右手總是不自主地顫抖。而側躺在一旁地墊上的是演員Scotte Price，他因為得了A型流感，全身發冷，緊閉著雙眼，身上還堆疊了好幾件同事們的外套。劇團策劃Tanya Bennett走近叫醒他，遞上退燒藥跟一杯水，讓他準備上場。

「千百年來，殘疾人士被遺棄在樹林裡，關在地窖裡，綁在床上、被迫接受實驗、隔離、毒氣、麻醉、貶低、不被當成人對待、受害、污名化、絕育和安樂死…」Scotte嘶吼著說過無數遍的台詞，語氣裡充滿了沉痛與無奈。患有自閉症的他跟Simon和Sarah一樣，都是劇團的核心成員。

是的，這是一個由神經多樣性族群所組成的劇團，他們的創作內容也全都來自成員們的故事、經驗與想法。

時間回到1980年代的澳洲，政府的去機構化政策，讓許多身心障礙者離開大型機構，走入社區，展開就業與生活。在這股浪潮下，藝術家舉辦工作坊，和身心障礙人士進行表演藝術創作。1987年背靠背劇團成立，總部設在澳洲的海港小鎮吉朗，當成軍一年後推出第一部戲劇作品《Big Bag》時，外界普遍認為，讓身心障礙者參與表演是一回事，但讓他們主導整個劇作內容、登上舞台演出，似乎是一種激進的行為。

然而，接下來的三十多年，背靠背劇團透過一系列創作讓觀眾驚嘆不已、徹底改觀。2007年《小金屬物品》（small metal objects）的演出，安排在高峰時段的車站，演員們戴著無線電麥克風，站在來來往往的通勤者中不起眼地表演著，而觀眾則戴著耳機，在露天看台上觀看他們的表演，這完全打破了一般人對演員與劇場的既定印象。而2011年推出的《象頭神對抗第三帝國》（GANESH VERSUS THE THIRD REICH），講述一個劇團演出印度象頭神前往納粹德國，奪回古印度教卍字符號的故事，但在這過程中，又讓演員們跳脫原本的角色來質問導演，既然演出者中沒有人是印度教徒，也沒一個是猶太人，究竟誰有對故事的詮釋權？

「我認為挑戰禁忌，是我們在創作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可以是形式上，也可以是主題上的挑戰。」藝術總監Bruce說。三十多年來，他們的作品激怒觀眾，挑戰觀眾，逗樂觀眾，迫使觀看的人深入思考，他們得過大大小小的獎項，更在2022年贏得被譽為「戲劇界諾貝爾獎」的挪威國際易卜生獎。

那麼，2023年秋天的亞洲巡演，第一次來到台灣的背靠背劇團，又希望帶給這裡的觀眾什麼樣的訊息與反思呢？

趁著排練與演出的空檔，他們抽出半天的時間體驗台北街頭的生活，從下榻旅店步行、搭乘捷運到大稻埕的慈聖宮，這一路上總有人會投來好奇的眼光。車廂裡，原先坐在博愛座的Sarah，看到年長者走過來，她很自然地起身讓座，她告訴我們，「我不介意『殘疾』這個字眼，我不介意用『失能』這個詞，我不介意被稱為『神經多樣性』，我都可以接受，真的。」行動不便的Simon抓著扶桿，身子隨著車行晃動，「我有殘疾，但這絲毫沒有困擾我，我還是照著我的方式生活。」他說。

來到大稻埕慈聖宮前的小吃街，五花八門的美食，鯊魚煙、滷豬腳、燙魷魚、炸雞柳、炸魚排、台式炒麵…讓他們看得目不轉睛。坐在大樹下用餐，儘管已經熟悉被攝影機拍攝的他們可以若無其事地聊天，但每當有民眾走近，問他們是否需要任何幫助時，Scotte明顯感到不自在，「我很好，我很好，我很好…」他一直重複著這句話。

我們提問，面對旁人對殘疾人士這樣自以為好意的「關切」與「照顧」，是否讓他們感到不舒服？三個人正嘟噥著，想把內心的感受說清楚；這時，一旁的民眾又闖進了我們攝影機的視窗，遞給Scotte兩瓶飲料，表示擔心天氣太熱，怕他們會受不了。Scotte沉吟了一會兒，似乎下了一個決定，告訴對方，「我患有自閉症，這是一種社交障礙，我很感謝你的善意，但我沒事的，謝謝你。」他喝了一口飲料，代表接受對方的好意，態度不卑不亢。

大稻埕的午後，戶外的小食攤，上演了身心障礙者對應外在世界的真實劇碼，讓我們突然有了些許體悟，知道他們儘管接受自己的狀況並能怡然自處，但面對別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好意與期待，依舊會感到困擾。而這樣的好意雖然是一種仁慈，但究竟又是基於誰的需要呢？或許，這也正是背靠背劇團想要顛覆一般人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吧！

背靠背劇團來台演出的劇作是《當獵人成為獵物的影子》，故事就發生在澳洲吉朗城鎮，由一群智能障礙者所發起的公民集會，從工廠對智能障礙員工的勞動剝削開始談起，討論到人權、障礙平權，也探討當人工智慧崛起，AI時代到底誰最適合生存？演員們提出了尖銳的假設，或許在AI取代大量人力的未來，我們都是不夠聰明、不夠有效率、不夠靈敏的「障礙者」，猶如飾演市長的Simon在台上所提問的：「告訴我，當人工智慧超越人類智慧時，人們會被如何對待？」，「也許被當成奴隸？」Sarah說。「或者就像我們對待雞隻或火雞的方式？甚或是像殘疾人士受到的對待？」Scott也提出他的想像。

「機會到時會愈來愈少，你需要學會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其他人只會看到你的弱點，你不見得會對自己的身體有自主權，不管你怎麼努力都沒用，你、你的丈夫跟子孫，都會有智能障礙。」三位演員用他們親身的經歷，在戲劇的結尾提出了警世的預言。

「很多戲劇或是新聞媒體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描繪，都像是一種『勵志消費品』（inspiration porn），但它不是為了身心障礙者存在，而是為了激勵普羅大眾繼續努力生活。」藝術總監Bruce強調，背靠背劇團的作品從來都不是宣揚「仁慈」或「殘而不廢」的精神，「我們只是想創造偉大的藝術，而且我們是和一群出色的演員一起創作，其中有些人有智能障礙，有些人稱自己為神經多樣性。」

那麼，這齣戲落幕了，台灣的觀眾得到了什麼樣的啟發呢？一位從事特殊教育的觀眾在映後座談這樣回饋說，「我們現在很多在支持身心障礙者或智能障礙者，都漸漸地回歸到他們各自的個人需求或個人中心的角度，而不再用教育的模式，或是『怎麼樣讓他們變得更好』的角度去看。」是的，怎麼樣的「好」是身心障礙者所需要的「好」？或許也是背靠背劇團希望觀眾去反思。

一場戲，讓演員們在舞台上傾訴他們的痛苦和激情，讓觀眾專注聆聽，也解放了原先對「正常」的想像，留下了對生命的提問。

（撰文：宗立婷、王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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