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凡，我受夠了！你和你老公離婚吧！你既然不愛他，為什麼不和他離婚？你這樣一輩子都不會幸福的⋯⋯」

「祖義，不行啊，我對大任雖然沒有愛，但他對於為夫的義務總算盡了。並且我愛我的孩子，我對他們有責任⋯⋯」

偌大的影廳，上演著1931年出品的電影《戀愛與義務》，長達兩個半小時的黑白無聲影片，要看懂曲折複雜的劇情，全靠坐在大銀幕右方的「電影辯士」吳奕倫，巧妙地切換不同的聲線，為每個角色配上精心設計的獨白。

辯士隱身在偌大的銀幕旁為默片「獻聲」，透過自己撰寫的劇本，在現場切換不同聲線演出，引領觀眾走入電影的世界。

「電影辯士其實就是默片的解說者，」吳奕倫說，「有時候你要為劇中的人物配音，有時候你又要像旁白一樣來詮釋故事。」

起源於默片時代的「辯士」，透過聲音表演，引領觀眾進入電影的世界。日治時期的臺灣，約有六十位臺、日語辯士巡迴「說」電影。而到了戰後，臺語、客語辯士更成為許多聽不懂華語、看不懂字幕的觀眾，與電影連結的橋樑。然而1959年政府推行「說國語運動」，禁止戲院雇用辯士，這個行業也就逐漸沒入時代的洪流。目前，全臺唯一能為默片獻聲的辯士，就屬吳奕倫一人了。

吳奕倫透過自學，讓「辯士」這個重要的技藝不致失傳。

「臺灣當代最知名的辯士是陳錘鐘老師，但他在2019年過世了，等於真正在做辯士表演的人就沒有了。」吳奕倫雖然跟陳錘鐘並不相識，但一直以來所從事的職業都跟「聲音」、「轉譯」有關，包括日語教學、口譯、字幕翻譯、有聲書配音員等等。也就在2019年，吳奕倫因為擔任日本電影《王牌辯士》導演周防正行的口譯，結識了日本現役辯士與研究者片岡一郎，開啟了他對電影辯士的研究。爾後，在2021年影視聽中心舉辦的「致憤青：百年文學紀念影展」，初試啼聲就一舉為七部默片擔任辯士，寫劇本和演出的功力，全靠自學。

「很多人覺得默片很沉悶，或者根本不知道曾經有默片的存在，」吳奕倫說，默片雖少了聲音元素，但在視覺和敘事上有很多創意性、實驗性的突破。只是，在這個短影音盛行、追求聲光刺激的時代，要能專注、細膩地品味老電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能夠因為辯士，讓觀眾發現觀看默片的趣味，進而去親近百年前的電影，又剛好結合我的專長和喜好，對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除了辯士之外，膠卷電影的放映，也是一項面臨失傳的技藝。

臺南，巷弄邊間傳來了噠噠的機械轉動聲，高璞元正在測試家中的膠卷放映機是否能正常運作。從小跟著擔任放映師的爸爸高祥晴四處走跳，這些複雜的工序早已是他日常的一部分。

高璞元的家族三代都是露天電影放映師，每回出機，就是他向父親高祥晴學習放映技藝的機會。

「大概九歲吧，那時候我爸爸一個晚上就有五個廟口放映場要跑，我就跟在旁邊幫忙裝片。」高璞元眉飛色舞地談起待在放映機旁的童年，那正是露天放映的輝煌年代，「放電影會有光源嘛，我就在那個光下面寫功課，我是這樣寫功課寫上來的。」

然而，隨著數位放映機的出現，陪伴高璞元成長的老機器被堆進了倉庫，一沉睡就將近二十年。一直到七年前，在太太林佩褕的好奇和鼓勵，才有了重現江湖的機會。

「這些都是我在課本裡面讀過的機器！但我以前從來沒有機會看到本尊。」林佩褕說，「爸爸一直跟我說膠卷放映沒有人要看，但我覺得這個東西一定有人喜歡，只是你不做，這些觀眾就不會出來。」於是，林佩褕和高璞元不但開始研究起露天放映與膠卷放映技術的歷史，舉辦許多結合推廣教育的放映活動。

「喔！原來以前的人是這樣看電影的！」、「哦！原來放映機還是活生生的！」高璞元說，「每一次機器搬出來，就有一大堆人圍過來，有時候觀眾問我問題，我不知道的就回去問爸爸。」只要還有人會操作，機器就不會消亡，「鏡頭、馬達的上下調校⋯⋯這些技術的東西，就是要一直做一直做，才能夠上手。」

只是，七年下來，高璞元卻發現，愈來愈找不到合法版權可以放映的膠卷，是傳承路上最大的瓶頸。

高家住所一角，堆放著頂天的膠卷片盒，《海角七號》、《方世玉》、《太極張三豐》⋯⋯這些曾經紅極一時的賣座片，如今佈滿塵埃，因為找不到版權商授權，他們根本不敢放映。「對我來說，它沒辦法放出來，就跟垃圾沒兩樣。」高璞元說。

該怎麼突破困境，創造膠卷放映的更多的可能性？高璞元提出了「數轉膠」的想法，也就是將數位拍攝的影片，沖印成膠卷拷貝來放映。「大家對膠卷的印象都是老電影，但我覺得膠卷要有新片，它得要創造新的東西出來，才會有人看，才不會消失。」然而，他問遍了台灣的沖印公司，發現「數轉膠」不僅成本高，技術上也難以實現，「20分鐘影片，光是沖洗就要40萬了，這還不含聲音喔，因為沒有辦法沖印成光學聲帶。」高璞元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跟他有相同理念的人，能讓膠卷電影的發展不致中斷。

高璞元認為膠卷放映需要有新的片子吸引觀眾，但是「數轉膠」受限於成本和技術，至今難以突圍。

無論是「辯士」或是「膠卷放映」，這些與電影相關的技藝，反映著人類文化的發展脈絡，卻也隨著科技的演進而消失。有著傳承理想的年輕世代，只得在現實壓力下靠一己之力突圍，希望透過技藝的延續，讓集體記憶得以保存和延伸。

「有九十歲的阿嬤看完演出跑來跟我說，那個就是他小時候的回憶；也有年輕的大學生跟我說，他從來不知道默片這麼好看。」吳奕倫說，「辯士是在台灣存在了超過五十年的文化，我希望透過我的推廣，讓這個職業被更多的人認識。」

「我到現在還想做的原因，是看到我爸爸在做戶外放映時開心的樣子，他的眼睛裡面是有光的，只是他沒有像過去那樣的舞臺，」高璞元說，「但如果連我都放棄膠卷放映了，我女兒、我孫子，或是未來在這塊土地的每一個人，他又要怎麼知道以前的人、以前的事情呢？」

「鏡新聞」已在有線電視86台、MOD508台與YouTube頻道同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