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歌廳歌手對客人而言，就像『天上的星星』，唱完歌立刻就從後台離開，神秘又高不可攀；是後來隨著年代演變，歌手必須承擔業績，才需要下台跟客人盤撋(台語，puânn-nuá，交際應酬)；現在的歌手就更累了，不只要招呼客人，還得打電話邀客人來捧場聽歌。」歌廳文史研究者澤庵丁的敘述，一針見血點出西門町歌廳型態的演變。

2020年值新冠疫情嚴重那時，澤庵丁正好推出新書《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紅包歌星的故事》，「當時，別說歌廳變得冷清，就連西門町都空蕩蕩。」然而，「歌廳變得冷清」這句話，不只疫情時代，早在他為寫書而採訪歌手期間，他就聽過不同世代的歌手一再感嘆。

若讀澤庵丁的《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紅包歌星的故事》，會覺得書中歌廳與時下西門町歌廳存於兩個世界。書中的歌星個個歌藝精湛、潔身自愛，不需為業績向客人陪笑，聲色喧囂有之，但不致複雜。

茶棚年代 下象棋聽老歌

「現在統稱西門町歌廳為『紅包場』，但它並不是一開始就以『紅包場』形式存在。」澤庵丁細說從頭，並動手在紙上繪圖補充說明：「可能連很多老台北人都忘記過去萬華線鐵道(現已拆除)沿線的中華路兩側有許多違章建築；當時很多老兵剛到台灣無處落腳，就聚居在這些違章建築裡。」

那時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不久，來台老兵少有娛樂，腦筋動得快的人就在木板、竹竿搭起的簡陋違章建築中設立供喝茶聊天的空間。「在那個沒有電視的年代，老兵就常聚集在這些地方喝茶、聽收音機、下象棋。」父親來自山東的澤庵丁從一些老兵伯伯口中得知當時一杯茶要價約三至五毛錢，「嚴格來說，這些『茶棚』算得上是西門町歌廳最早前身，思念家鄉的老兵在茶棚中聽老歌、平劇，後來這些老兵也延續聽歌習慣，成為西門町歌廳主要客群。」

茶館年代 《群星會》誕生

1960年7月中華路違章建築因「有礙觀瞻」而被拆除，由政府在原有基地改建八棟樓組成中華商場，茶棚隨之移動進中華商場，空間大約是十五、六坪的水泥房，亦即西門町人口中的「茶館」。

在西門町土生土長的文史工作者黃永銓仍保有當年老照片，照片中可看出所謂茶館其實只是簡單的幾張矮藤椅和矮桌。黃永銓說照片主人告訴他：「老兵們在茶館還是喝茶、下象棋，有時打打撲克牌，但聽歌的方式從聽收音機轉變成看電視。」因為中華商場啟用不久，台視也播出台灣第一個歌唱節目《群星會》，沒有電視機的老兵常聚集到茶館看電視觀賞《群星會》。

澤庵丁的書中也描述《群星會》歌曲對這些老兵的影響——「國內歌壇掀起一陣國語流行歌曲的高潮，不論抒情歌曲、藝術歌曲、愛國歌曲均於此時大放異彩，一些絕跡已久抗戰時期三0年代的老歌也重現江湖跟著流行起來」「有些歌曲韻律慷慨激昂震撼人心……有些歌曲的音律如泣如訴哀怨動人，歌詞也是哀婉淒切動人心弦……而外省族群則更加堅定了『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對於『反攻大陸高奏凱歌』此一神話有著無比的信心。」

歌廳成型 與歌星面對面

隨著《群星會》風潮席捲，西門町腦筋動得快的業者開始找來「小牌」歌星到店內登台演唱，正式埋下歌廳的種籽，自此，演唱娛樂文化在西門町快速發芽茁壯。

黃永銓再拿出西門町歌廳界經營名人「四姑」(名為許阿善)的老照片，轉述四姑的口述回憶。「四姑說，西門町最早請歌星來駐唱就是她和『大姑』(名為許孔萱，四姑的大姊)在萬年大樓附近一處地下一樓所經營的『宏聲小吃店』，時間大概是1963年。」當時的宏聲雖登記為小吃店，實際為設有舞台的食堂，四姑找來幾個群星會小牌歌手到食堂演唱，迅速在西門町造成一股「秘密震撼」。

「那時宏聲營業登記是『小吃店』，依照法規不得經營娛樂事業，所以只能悄悄邀歌星登台演唱。」黃永銓表示：「四姑曾說請歌星來表演時，還得有人在門口盯梢，以防備警察上門臨檢。」

澤庵丁也指出，想在戒嚴時期要拿到一張歌廳營業許可證難如登天。根據老牌歌星白金燕(後來也經營歌廳)透露，在宏聲小吃店之後，設立於成都路、昆明街口的國之賓歌廳拿到當時唯一一張歌廳執照，這也是台灣發出的第一張歌廳執照。令人玩味的是，國之賓股東以政商名流組成，其中兩位大股東就是警備總部高官，澤庵丁說：「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為什麼國之賓可以拿到執照了。」

與宏聲的低調不同，國之賓場地寬敞裝潢華麗，不只耗資千萬的高級音響、舞台設備、延聘業樂師，更讓歌迷不敢置信的是，國之賓還重金邀來《群星會》大牌歌手；收費方式以茶資為主，客人進到歌廳，點一壺茶可坐一下午；據白金燕回憶，每人消費額約為八至十元。澤庵丁說：「那個年代的歌星就像是高掛在天空中星星，現在好了，只要茶水錢就可以近距離目睹歌星風采，怎會不造成轟動呢？」

國之賓引領風騷大約六、七年後，西門町興起第一波歌廳熱，麗聲、七重天、夜巴黎、日新、金朝代等豪華歌廳加入搶占市場，在設備、規模、歌星名氣各方面與國之賓互別苗頭。為了增加歌星神秘感，所有歌廳皆規定歌手不得與客人互動，須與「追星客」嚴格保持距離，即便如此，仍不影響歌廳熱繼續發燒。

歌廳變異 紅包場的誕生

據澤庵丁訪談多位群星會時期就出道的老歌手回顧，1960至1970年代歌廳客群仍以外省族群為主，從老兵到高官、將軍都有，歌廳依舊要求專業歌藝，歌手演唱完畢即離開；1970年代之後，西門町歌廳產業產生變異，但部分歌廳開始強化歌手與客人間互動。

澤庵丁認為相關變異與1970年代台灣處境有關，「主要是1971年台灣接連發生許多大事，包括彭明敏逃離台灣、蔣經國在美國遇刺、宣布退出聯合國等等。在此大環境下，民眾思想、言論、行為採取謹慎封閉態度，但事實上，苦悶低落的情緒更需要出口宣洩。」

耐人尋味的是，台灣政治劇烈動盪期，亦是娛樂休閒產業大行其道的爆發期。澤庵丁不確定政府是否有意為民眾情緒保留一小道開口，「1970年初期中南部就出現流動式歌舞團，表演者以穿著清涼養眼為號召，1976年左右出現進化版的歌舞團，也就是俗稱『牛肉場』，沒到幾年，清涼的餐廳秀就以排山倒海之勢席捲整個西門町。」

口味更刺激的表演形式衝擊了西門町歌廳，部分客群被吸走，剩下不走舞廳、餐廳秀等高消費路線的老兵依舊守在熟悉的歌廳；而歌手在歌廳業主要求負擔業績的前提下，不再演唱完就離場，轉而下台對客人噓寒問暖。一些長期被孤獨感纏繞的老兵，因此得到更多情感慰藉，與歌手之間逐漸衍生家人般的情感。

西門町歌廳究竟何時、為何變成紅包場？歌手程群表示：「業界傳說是從安迪歌廳開始，安迪前身也就是宏聲歌廳。」澤庵丁則從一位曾在安迪演唱的資深歌手葳葳口中得知：「歌廳裡有一位榮民毛伯伯逢年過節都會給歌手紅包，當作年節賀禮或見面禮，久而久之，其他賓客爭相模仿，後來蔚為風潮，歌廳也轉成用紅包餽贈捧場的形式。」

黃永銓推估，1949年來台外省軍人約為二、三十歲，到年紀足以被稱為「伯伯」，應是六十歲左右，差不多又經過三十年，「推論起來，最早的紅包場應該是在1980年前後成型。」

雲端跌下 兩度潮起潮落

1980年至1987年間，紅包場在老兵的支持下穩定發展；但1987年11月政府開放大陸探親，紅包場生意再度受到影響。程群說：「有些人回大陸就沒再回來，當然，很多老伯伯探親後回到台灣還是會到歌廳，但開始老伯伯客人生病或過世的消息就越來越多了。」

事實上，1985年起政府開始取締歌舞團、牛肉場，陸陸續續到1995年餐廳秀重鎮高雄藍寶石大歌廳歇業，香辣刺激的休閒娛樂產業才正式畫下句點。澤庵丁認為，長達10年的掃蕩政策，讓原本走餐廳秀、歌舞團的客群迴流至歌廳，這也讓紅包場迎來第二個春天，西門町紅包場一家家開。

根據1992年出道的歌手程群回憶：「我出道那時，整個西門町不算沒登記的店家，光是叫得出名號的就有十七家。」為了滿足老兵加上一些愛聽歌的台灣客人，歌手們日夜跑場。以程群為例，他從午場唱到宵夜場，每天都得在五、六家歌廳之間奔忙。

這段紅包場風光歲月約莫維持二十年，之後隨著老兵和聽歌客人一起變老，在快速變化的時代裡漸被淡忘。

程群嘆了口氣說：「2010年之後，紅包場一家家關；2019年疫情之後更慘，現在只剩三家，再過十年，搞不好紅包場都不在了。」他苦笑著，在紅包場忽明忽滅的燈光下，茫然的表情更顯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