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濕又悶的臺南午後，人們紛紛躲進室內避暑，只有曾吉賢一行人不畏南國酷熱，站在路口引頸期盼。「來了來了……」，「他車子可能要先轉過來，再轉過去。」指引著姍姍來遲的卡車，眾人的心緊緊懸在車上一箱又一箱的物件。
這是前些時日驟然離世的攝影家楊錦煌畢生拍攝的影像資料，原本是由他的學生倉促整理，暫放於一處鐵皮屋內；直到聯繫上影音資料保存與修復的專家曾吉賢，才趕緊將這些遺物搬進臺南藝術大學社區影像教育中心盤點與整理。「我們一直以來，都以搶救膠卷、錄影帶等各式老舊的影音媒材為目標。楊錦煌曾經是報社的攝影記者，也在電視台待過，在他留下的作品裡，除了相片、底片以外，很可能還有珍貴的錄影帶內容。」曾吉賢說。
像這樣耗時、耗力，搜尋影音媒材的行動，對曾吉賢來說幾乎是日常工作之一。在臺南藝術大學擔任音像藝術媒體中心主任，曾吉賢著合力救援的學生與同仁們，有時得踏進廢墟、垃圾場，有時被困在凌亂無章的物件之海，但即便有徒勞無功的風險，任何一次探索的機會，他們都不想放過。
「很多人覺得錄影帶無用，但我覺得丟掉很可惜。」曾吉賢語重心長地說，「歷史影像很讓我著迷，因為它即便是一張照片，或是一卷膠卷，或是一部錄影帶，裡面可能就蘊含了很多描繪臺灣那個時間點很重要的資訊。」他特地在自己的老爺車上貼著一行醒目的”Don’t throw film away.”標語。
自從井迎瑞教授創辦南藝大音像保存與修復中心，曾吉賢也一同參與了許多重要的影像救援，見證不少珍貴內容重見天日的時刻。像是目前存放在臺南藝術大學庫房的「綠色小組紀錄影像」，是八０至九０年代期間，有別於官方視角，由民間記錄下的錄影帶內容。那時正值「家用錄影帶」拍攝、使用的巔峰期，許多重要的社會運動與街頭抗爭畫面，就以錄影帶的形式保留下來，成為見證臺灣民主轉型的重要媒材。
「這些人當年上街頭拍攝，動輒被丟磚塊、噴水柱，甚至冒著遭到檢察官刁難的風險，可是他們為什麼還要拿著家用攝影機去記錄？」曾吉賢認為，家用錄影帶的出現，讓人民開始有了話語權，加上價錢並不昂貴，讓能記錄影像、留下影像的人，不限於專業人士。如此一來，錄影帶不只記錄到政治上的劇烈變化，它的存在，也間接激發整個社會，邁向更自由的境地。
家用錄影帶重要性可見一斑，但近幾年，會成為影音遺產搶救的焦點之一，還因為它即將面臨「2025年大限」。
一踏進臺南藝術大學的音像藝術媒體中心，就會看見到處堆滿了搶救回來的影音媒材；這裡隨時都有正在進行錄影帶修復的學生。原來，澳洲國家電影資料館已向世界公佈「2025錄影帶大限白皮書」，最早一批生產的錄影帶，大概到2025年左右，就會失去磁性，即便外觀良好無損，可能也無法讀取畫面。
「那個警示是透過聯合國組織，甚至臺灣也有收到消息，希望各國的保存機構、公部門，快快將錄影帶數位化保存。」曾吉賢憂心忡忡地說。
但要搶救錄影帶談何容易？首先，臺灣是海島國家，影音媒材容易受潮發霉，加速錄影帶的耗損；再者，許多家用錄影帶，即便沒有遭到民眾丟棄，也任憑它靜置在家中一角，多數人不知要把握時間將影像數位化，最終還是難逃棄置的命運。
由於光靠官方與學術機構進行錄影帶的蒐集、搶救，猶如杯水車薪，修復速度絕對比不上錄影帶消逝的速度。因此從2013年開始，當時還在臺南藝術大學任教的井迎瑞教授，就發起「民間搶救錄影帶工作坊」計畫，他們開始從學校走入社區鄉里，邀請民眾將家中存放的影帶找出來，透過教學，讓民眾可以自己修復。
參加過「搶救錄影帶工作坊」的黃琪媛，當時帶著一卷國小五年級所拍的錄影帶前往，在還沒修復前，他只記得那是一支班導幫同學拍攝校園生活的錄影帶。「後來想再看，但家中的錄放影機早就壞掉，想看也沒得看。」黃琪媛說，結果沒想到，竟然因為工作坊讓時隔多年的影像再現！看著國小同學在鏡頭前，呆呆地調整髮型，那無比青澀的模樣，黃琪媛又好笑又感慨，「記憶是很模糊的，很容易忘記；真的需要這些影像，去輔助自己想起美好的回憶。」
另一位參加工作坊的蘇志祥，帶來的是一支父親和兒子共同參加歌唱比賽的錄影帶，經過整理、修復之後，也在工作坊進行「世紀首映」。當畫面映出多年前正值壯年的父親與稚嫩的兒子同台演唱之際，任憑工作人員再怎麼探問他的心情感受，蘇志祥只是眼神直勾勾地盯著畫面，眼中閃著淚光。
「錄影帶就像是一個魔法盒，你在拍下的當下，不會曉得這些影像日後會被誰看到，又是在什麼樣的場合被看到。當有一天，裡面的影像被釋放出來，我覺得那是一種相遇。」曾吉賢說。
看著這些錄影帶畫面，也許現在會感到特別激動的，多為影片裡的主角。但在多年之後，當這些畫面重新被解讀，裡頭蘊藏的將不只有個人情感，而是屬於整個時代的集體記憶。
「鏡新聞」已在有線電視86台、MOD508台與YouTube頻道同步播出。
